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的诠释学诉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基于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反思,提出了“回归中国”和“回归古典”的诠释学诉求,以突破一直流行的“以中解西”和“以今解古”的诠释模式。这些诠释学诉求表明,“中国诠释学”研究实是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当务之急。     

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

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包括孝之情和孝之礼。汉代对孝道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化改造,注重忠孝一体。魏晋名士在儒道合流的背景下对于孝道思想进行了反思。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发挥孝之情的重要意义;竹林名士阮籍、王戎分别以自己的守丧行为指斥孝之礼的虚伪和束缚;两晋名士融合孝之情、礼矛盾,将曾经尖锐的情、礼对立消融为率性尊礼。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     

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周易》书名疑义辨析

关于《周易》书名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主流看法是以“周”为代号,以“易”为“变易”。以“周”字“义取周普”者,亦多有支持者。对“易”为“变易”义的诠释又有许多不同路径,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来导向“变易”说。这些诠释与看法存在不少问题,未必是《周易》书名命名之本意。     

范仲淹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

范仲淹在创通经义、革新政令与书院讲学三个方面,奠定了宋学的学术精神。特别是他推动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使他成为宋学的开创者、奠基人。范仲淹对书院教育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他与睢阳书院的学缘关系及在睢阳书院的教学活动。     

清末科举：实践背离严密制度的困局——以一个应会试的书院老师的视角

丁治棠曾经求学于成都锦江书院,先后任四川尊经书院分教,合州瑞山、合宗两书院山长。丁治棠虽然在经学方面较有建树,但他仍然热衷于科举功名,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参加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会试的全过程,所记科举实施情况与清代统治者规定的科举制度有比较明显的差距,有的实施环节甚至完全背离了科举严密的制度。这使得晚清科举陷入到既无法达到统治者的预期值,亦无法吸引读书人积极应试的困境之中。而清末统治者既无力,也无心重整科举,因此其走向停废似乎就是必然的结局了。     

船山于朱子、阳明“知行之辩”互斥模式之解构

在价值层面,朱子、阳明都企图达到知行统一之目标。在学理的架构上,朱子、阳明因时立言,其“知行”在先后上,呈互斥模式：朱子主张知先行后,偏重于求知;阳明企图扭转此局面,而倡“知行同时发动”之说,更强调“行”。船山也有知行统一之宏愿,在同情了解之后,指出朱子、阳明二人均重知而轻行,随后赋予知行之“先后”以“缓急”的内蕴。在理论架构上,船山主张“知缓行急”,将行作为知的目的与归宿,无分先后,解构了朱王二人的知行观,化解了其互斥模式,力争使得知行统一在学理上成为可能,亦试图求得圣人原意,使得己说不止于因时立言,而赋予其“千万年语”之意涵。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元代春秋学的黄泽、赵汸学派

元代学者黄泽、赵汸于春秋学卓有建树,自成一派。自汉代以来,治《春秋》之学者,动言“微言大义”,众说纷纭。黄泽力排众议,认为治《春秋》当先弄清史实,然后再作价值判断。要弄清史实,就要回归《左传》。他认为《左传》首先由史官左丘明撰写,而由其子孙续成之。这种说法与现代学者认为《春秋》为战国人所撰的观点不同,似更合理。赵汸师承黄泽,他不赞同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尊王贱霸”的思想,主张“尊王”亦“尊霸”。并提出孔子当年要得志,会先“修桓、文之业”,由霸道而致王道。以往治《春秋》者或认为《春秋》字字寓褒贬之意,或认为《春秋》只是“实录”。赵汸的观点是,《春秋》一经中既有实录部分,也有孔子所寓褒贬之意。其所著《春秋属辞》一书就是要将此二者区分清楚。     

岳麓书院藏秦简始皇禁伐树木诏考异

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事业刚刚完成,有很多重要的政务需要君臣协同处理,皇帝出巡,既无充足的时间,也乏充分的理由。更重要的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出巡时,曾下令伐木赭山以惩罚敢于兴风作浪的湘山之神湘君,如果禁伐树木诏发布于二十六年,二十八年以后将失去法律效力。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秦律令抄录于秦末,说明这条诏令直到此时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也证明其发布时间应该在秦始皇二十九年的出巡期间。